走进抑郁症系列一

声明:此系列只作为向大众普及关于抑郁症之用
抑郁症是怎么流行起来的?
我们先来看一个名人名单:卓别林、金凯瑞、罗宾威廉姆斯、憨豆先生、周星驰、张国荣等一些世界级的喜剧大师,还有最近进入大众视野的脱口秀演员李雪琴。
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他们曾经都有过抑郁症,李雪琴在2019年还有过尝试自杀。
看到这个名单,不知你会作何感想?
我们说,既然是一种病,那就会有诊断这个病症的一个标准。
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从哪来?
诊断标准的变迁背后的影响因素和逻辑是什么?
精神病学也好,医学也好,我们是在现象学层面诊断。
比如现在疫情当中,如果你一测体温:38.3℃、39℃,发烧了,是不是就说明一定是新冠呢?它也可能是肺炎、心肌炎、感冒、肾炎。脑膜炎等等。
所以,临床上急诊科有一个发热待查。
而抑郁症就是“发热待查”。
简单说,抑郁症是一个现象学诊断,一百个抑郁症有一百个病因,抗抑郁药就好比是退烧药,可以起到改善情绪和生理症状,但它直接可以改变病因吗?
我们常常会看到在心理咨询工作中,有的来访者是因为婚姻家庭而抑郁,有的是因为学业压力而抑郁,有的是因为职场压力而抑郁,有的是童年期创伤,价值观层面的问题而抑郁,他们都表现为情绪低落,兴趣缺乏,但他们的原因不一样。
没有哪一种特定的治疗方案适应于所有的抑郁症,这就让我们想到心理咨询具有个体化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。
从精神病诊断和治疗的角度来说,治疗方案是相似的,所以我们有治疗指南。
但从心理咨询的角度,每个来访者都有其自身的特点(经历的环境、体验等),差异是明显的,所以一个好的治疗更需要个体化治疗,这种个体化治疗目前来看只有心理咨询能做到。
我国从建国以来做过四次流行病调查,抑郁症的患病率从1986、1993、2005和2014分别为0.04%、0.5%和6%,也就是说目前全国有7千万的抑郁症患者,1993年到2005年增加了120倍。
抑郁症为什么从1993年后开始流行起来?
先来看看抑郁症的发生发展:
大约在公元一世纪末二世纪初,古希腊名医命名了忧郁症;
1899年,躁狂症和忧郁症被命名为躁郁症;
1957年,躁郁症被一分为二,单相(单纯的躁狂或抑郁),双相(时而抑郁发作,时而躁狂发作)
现在医学也有人提出,抑郁症没有单纯的抑郁,抑郁多半也会发展出躁狂。(存疑)
有一个问题,我们也得思考,抑郁症有没有被过度诊断呢?
题外话:这让我想起了那些自闭症的矫正和成瘾戒除机构,有些毛骨悚然。
接下来我们需要知道一个词:神经衰弱
现在很少被提到,但在九十年代学精神病学这是一个必考的疾病。
诊断神经衰弱的依据:
1. 认知方面:精神兴奋,过滤,无法维持智力和认知能力;
2. 情感方面:易怒,烦躁不安,情绪紧张,烦恼等;
3. 躯体方面:头痛,非特异性疼痛和痛苦,对噪声敏感,不能忍受环境、温度的变化,身体虚弱,肠道问题,头晕等;
4. 精力方面:疲劳,身体虚弱和乏力,精力不足等;
5. 睡眠方面:失眠,各种形式的睡眠不好,睡眠未感觉恢复精力,睡眠中断,多梦等;
神经衰弱在八九十年代非常流行,患病率在6%-10%之间,1982年为13.03%,占全部神经症病例的58.7%,居各种神经症的首位。
八十年代刚开始改革开放,有些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到中国访问,发现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人诊断为神经衰弱,当时在美国都诊断抑郁症。
1980年,美国精神病学家Kleinman在中国湖南的研究,对100位曾经诊断为神经衰弱的患者复诊,发现87%的患者可以重新被诊断为抑郁症。
国内治疗神经衰弱患者的药物主要是谷维素和维生素12,像安慰剂一样。
九十年代初,当抑郁症受美国诊断影响,这个诊断标准在中国普及开来时,大量的抗抑郁药开始涌入中国,像百忧解、舍曲林、赛乐特、曲唑酮等。
像辉瑞、杨森、葛兰素史克等这样的外国制药巨头开始进入,百忧解五年内盈收50亿美金并在全世界被推广。
从有锤子就要有钉子这个角度看,可见它有这样一个历史和商业背景在里面的。
从文化角度来说,美国是一个相当商业,换言之,一切可以用金钱来衡量,一切可以消费,怎么样促进资本盈取更多的利润,往往是放在第一位考虑。
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也在告诉我们,为什么现在抑郁症这么多。
诊断标准实际分为:
1. 症状学诊断
2. 鉴别诊断(区别于其他精神类疾病)
3. 社会功能诊断(思考:一个有强迫症的飞机检修员,或许他的症状更适合这样的工种,因为他的重复检查让每一次飞行更安全)
4. 症状持续的时间(抑郁症持续发作两周以上,假如是三个月、半年、一年呢?是不是患病率的数值就下降许多?)
所以诊断标准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患病率的变化。
DSM-2(1968)年对抑郁发作的描述是:
抑郁发作以严重的情感抑郁和精神运动迟滞为特征。
思考:情绪低落也许每个人都会有,但精神运动迟滞呢?(脑子就像生锈了一样,讲话思维非常非常缓慢,动不起来,说话迟缓,运动迟缓)
然而,到了1980年,即使这两个特征都没有也会被诊断为抑郁症。
又有了“恶劣心境障碍”。
心境恶劣是一种轻度的抑郁,病人通常是忧郁的、内向的、审慎的、缺乏获取快乐的能力,此外他们缺乏精力,自尊水平低,有自杀的想法,他们的饮食、睡眠和思维都存在紊乱,与抑郁症很相似,只是症状还不是那么严重或不够多,它的发病率越是抑郁症的一半。
为什么要思考这些呢?
因为这或许是:“This is business”
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抗抑郁药越来越不起作用了,因为很多是“发热待查”。
流行的背后有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因素,也有我们对抑郁症不了解的因素。
很有意思的是,如果辩证的看,假设一种疾病没有诊断,对于病人来说比承受病痛本身更恐惧,一种对未知的恐惧。
就个人临床工作的经验,我们必须要尊重个体化,每个抑郁症背后的病因都不一样。
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,经济的快速发展,科技的进步,整体社会的压力和焦虑也都在蔓延和传递,虽然高科技的进步给生活带来更多便利,但我们也需要更多智慧来驾驭这些高科技对我们生活的侵蚀,这是高科技的副作用。
像人类三十年最大的发明:手机
既带来了工作和生活的便利,同时也打破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。
比如:半夜老板打电话告知有紧急工作要处理,你做不做?休息日领导叫你去陪重要客户,且这个单子你已经跟了许久了,你去不去?
手机的出现让联系更加便利,想想五六十年代,工作断不可能这么肆无忌惮的占有你。
对此,马克思就有这样的预言:
我们看到,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,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劳动,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,由于某种奇怪的、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,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,随着人类意欲控制自然,个人却似乎意欲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,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,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,似乎结果是使物质的力量具有理智生命,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,现代工业,科学与现代贫困颓废之间的这种对抗,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,是显而易见的,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。
这些因素可能是在大局层面上造成人类抑郁的原因。
资本和物质对人类的异化,都在使人类内心更加空虚和难以对抗这种异化。


